“人的尺度”就是對人的理解，就是通過設計表達對人的關懷和尊重。

記得2008年北京南站要開通的時候，媒體上的議論鋪天蓋地，有人以“奇大無比，非常北京”來形容，說這個建筑“尺度巨大”，很符合中國的胃口。而且，人們把這個建筑和當時北京為籌辦奧運會建設的一些體育場館、新中央電視臺、國家大劇院等建筑聯系在一起，又加上一些西方人對中國的現代化意志和政治權力制度的想象，結果一時間，“巨大的尺度”、“貪大求洋”之類的詞藻成了公眾和媒介批評狂歡的常用語。當時來看，這些批評都是很有道理的，四年過去后，雖然許多批評仍能站得住，但有些批評卻可能需要重新評估。比如北京南站，現在來看，諾曼·福斯特的設計還是非常合理的。作為全國高鐵的樞紐，北京南站每天要處理數以萬計的龐大人流和運能，它顯然需要人們所感受到的那種“巨大”。但從體量上講，它與南京南站、上海虹橋站比起來都不算大，外觀上，跟“夸張的”蘇州站也沒得拼，但是，從設計來看，北京南站顯然更緊湊、更合理、也更實用。

在中國的許多城市，巨大的廣場、巨大的政府辦公樓、巨大的辦公桌、巨大的領導休息室……，這些從來都不是什么秘密。似乎只有“巨大”才能與“大國”、“大手筆”、“大氣魄”相稱，但中國的建筑和設計到底需不需要“巨大”的尺度呢？是不是“大國”的尺度一定要“大”，“崛起的大國”尺度就要“越來越大”？這好像的確是個問題。但是，“巨大”到底是多大？估計沒人能說得清楚，因為這只是一個形容詞、一種觀感，不是量化的、數理邏輯的產物。事實上，北京南站的“巨大”是有數字依據的，其設計的最大客流量是每天50萬人次。所以，北京南站的設計才讓人感覺“巨大”，它的“大”是有道理的。真正優秀的建筑師不會在要不要“巨大”的問題上費腦筋，他們關心的不是形容詞，而是科學的、合理的尺度。比如福斯特在做大型的公共建筑的時候，就主張把人群和空間之間的關系打包處理，而且在他設計的大尺度的巨型建筑里，也有小尺度的空間供人們休憩、交流。所以，不能因為建筑的體量大，就說建筑的尺度大。事實上凡是好的建筑，它的尺度都是有依據的，而無論設計師堅持什么樣的尺度概念，歸根結底，最核心的概念還是“人的尺度”（human scale）。

身體限度與人的尺度

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建筑師和設計師都喜歡談“人的尺度”，達芬奇有幅著名的素描《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1490）。這個“維特魯威人”有些柏拉圖主義的味道，他畫的是理想的人體比例，其實很少有人能長成那個標準。但是這個把“人”作為中心、尺度和研究對象的概念很重要，這說明現代人從中世紀的神權桎梏中逃離了出來，又開始像古希臘人一樣把自己的身體、自己的需求當回事了。之前是以“神”或者說是以“教權”、“王權”的意志為規矩，而現在是以一個抽象的“人”的“身體限度”為規矩——不管你是王侯將相還是下里巴人，身高、體長、壽命都是差不太多的。這便是現代人本主義的肇造，所以盡管達芬奇的《維特魯威人》是個理想，但對于建筑和設計來說絕對是個進步。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現代主義時期，我們看柯布西耶20世紀中葉寫的《模度》（Le Modulor）這本書，研究的其實還是“人”和建筑結構之間的比例、節奏關系問題。他發明了一個建立在人類的身高和數學計算之上的尺度工具——“模度”，就是以人的身高體長作為基本單位，用單倍、雙倍、黃金分割比、斐波納契數列對建筑和空間尺寸上的數值進行變化?？虏嘉饕J為自己這套辦法既適用于身高1.75米的法國男子，也適用于身高約1.83米的英國俊男，因為他的數值計算不是死的，而只是提供一種尋找合理尺度的方法。在他看來，“沒有任何理由，去要求一個統一的尺度。就像斯堪的納維亞人比腓尼基人高大，北歐人的腳和拇指從來沒有必要與腓尼基人的尺寸協調一致，反之亦然。”

顯然，柯布西耶這種思維方式是典型的理性主義傳統的產物，雖然有些測量的依據，但基本上還是重理念而不重經驗。但是，到20世紀中葉的時候，設計問題已經越來越復雜了，一方面，設計師不可能把抽象化的“維特魯威人”的概念丟掉，因為沒有這個高度抽象化的“人”，建筑師、設計師沒法處理一般性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復雜的工程和工業設計（比如汽車、飛機、輪船）又必須注重經驗和數據的積累。與柯布西耶的《模度》成書的同一時期，美國的工業設計師德里夫斯（Henry Dreyfuss）根據他在美國軍隊里面測量的人體數據出版了《人體測量》（The Measure ofMan, 1960）一書，為建筑和工業設計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數據支持。雖然，后來有的批評家認為，亨利·德里夫斯書里的數據都是根據青壯年男子來的，沒有考慮老人、女人、小孩和殘疾人的數據，但是畢竟還是開了個重要的頭。有了基本的數據系統和數據收集的工作方法，不足之處慢慢調整就行了。所以，德里夫斯雖然1972年就去世了，但是他的事務所仍在出版《人體測量》這種書，最近的一個版本是2001年出的（已有中譯本）。可是，筆者孤陋寡聞，好像從沒見過中國有哪家設計研究單位、大學、設計師機構在這方面有細致、科學的研究成果披露。

其實，一些優秀的中國建筑師是有這種“人體工學”意識的。建筑大師楊廷寶就有這么一個掌故。據說，上世紀50年代初，楊廷寶和梁思成以及一些后生晚輩在東安市場一家飯館就餐。談話間，楊廷寶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他仔細打量著面前的桌椅，然后從懷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記錄在小本上。眾人問何故，楊說，這套桌椅只占了極小的空間，而坐著甚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據說，楊廷寶總是隨身攜帶一把鋼卷尺、一支筆和一個小記事本，隨時記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畫下他認為值得參考的速寫。楊廷寶設計的許多建筑，比如北京火車站、南京中山陵的音樂臺等等，都是中國現代建筑的經典之作。幾十年過去之后，我們置身其間之所以仍舊能夠感到設計的合理與匠心，在我看來，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形式上的美觀和民族化，而是合理的尺度。想到楊廷寶的留美背景，不知道是不是延續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做派，但在中國，像楊廷寶這種有實證思維的建筑師和設計師實在不多。

多變的設計尺度

總的來看，中國的建筑師對“中國人需要什么樣的設計尺度和標準”這個問題是缺乏思考的。筆者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母校淄博六中，現在想來，一所學校里面竟有五種尺度或標準的建筑。這所高中最早是1897年建立的一所教會學校，名叫“光被學堂”，最早的建筑都是按照英國傳教士的圖紙建的，英式的房間，磚瓦結構木地板，層高和開間也都很英國范兒，并不高，雖然尺度小，但很舒服；第二種建筑是50、60年代建的，當時學蘇聯，建筑的層高很高，教室寬敞明亮，人少的時候，說話都會有回聲；第三種房子是80年代蓋的樓房，層高不高，有點憋悶，與蘇式建筑的寬敞明亮對比明顯，后來我發現，這個尺度跟80年代學日本有很大的關系；第四種房子，是2000年以后蓋的房子，比起之前的建筑要寬敞明亮許多，層高也高了，但總是覺得缺了些什么；最后一種是平房，開間結構很傳統，除了墻里面沒有柱子，空間結構跟清朝的老房子差不多。事實上，在我的高中母校所體現出來的這種建筑尺度上的多變并非個案，在我去過的許多城市和有歷史的單位，不同時間所建的建筑尺度標準不一的現象是很普遍的。這種變化說明，我們的建筑師不乏對國外標準的借鑒，但是對符合中國人的尺度和標準的研究的確還是太少了。其實，“人的尺度”在我看來有兩個層面的東西：其一，與數學、幾何有關，強調比例、數據，它會影響設計標準，但又高于設計標準，是設計師可以使用的一個有彈性的設計規矩；另一面，“人的尺度”也與感覺、心理、美學、文化意識有關。前者相對清晰明確，后者是相對模糊感性一些。比如，我們讀韓國學者李御寧的名著《日本人的縮小意識》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啟示，即日本人對于設計中“人的尺度”的理解啟示也是“縮小”的。譬如，唐宋時期，中國的茶道傳到日本，茶具也傳到日本。由于日本人喜歡在在四疊半榻榻米（7.29平方米）的茶室里辦茶會把玩品評“唐物”茶具，所以小型化的“唐物”茶具就越來越受青睞。久而久之，日本的茶具比起真正的中國唐宋時期的茶具來，尺寸就縮小了不少。如今，中國人喝功夫茶用的茶具，其設計的尺度反過來又受到了日本茶具的影響，變得很小。那些小茶杯如同北方人喝白酒的小酒盅。但如果我們到博物館里看看中國1000年前的茶具，哪怕明、清的茶具，就會發現，中國人自己制作的茶具，其尺度感要比我們今天用的茶具大方得多。現在中國的陶瓷設計師和陶藝家們做茶具，總是感覺做不過日本和學日本的臺灣，這里面當然有很多原因，但不知不覺中把日本的“小巧精美”作為我們制作茶具的尺度和標準肯定是值得反思的。再如，日本的汽車設計，其車身長度、空間尺度和設計標準跟歐美的汽車不一樣，要小巧玲瓏得多。中國人夾在中間，既不研究也不知道學誰是好，結果失去了自己對于設計尺度的把握，至今也沒有像樣的中國汽車設計特點和品牌。顯然，日本人的這種“縮小”的尺度意識，會影響到我們的審美，而如果我們沒有文化自覺，最后就會變成一種固化的思維模式，以“他人之美”作為自己“美的標準”。長此以往，所謂設計創新，也只能做些表面文章。所以，要尋求中國設計的美學個性，也要在尺度上尋找跟日本的“小尺度”不一樣的尺度，尋找中國人的、合適的尺度。

尋找適合中國人的設計尺度

其實，小到茶杯，大到建筑、城市規劃，幾乎一切設計都脫離不了尺度。尺度不是硬性的國家標準，尺度是根據，是設計在數學和幾何學意義上的基石。“人的尺度”就是對人的理解，就是通過設計表達對人的關懷和尊重。我們現在之所以感覺許多城市的建筑設計、景觀和規劃不人性化、不舒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建筑師和設計師缺乏對“人的尺度”的研究和堅持，一旦把“發展的速度”、“長官意志”、“權力想象”當成建筑的尺度，設計出來的任何東西都一定是不舒服的、不人道的。像蘇州、南通這樣的城市，為什么出行方便，生活舒服愜意？因為城市的街道、房屋設計都是根據“人的尺度”規劃設計的，而北京的道路，有的地方已經寬到了跑步都跟不上紅綠燈變化的程度，這個尺度怎么讓人愜意呢？

當然，有些紀念性、帶有政治或文化色彩的公共建筑需要大一些的尺度，但是這種大也要有個限度，大到“大而無當”也就沒有意義了。比如改建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比起來，國家博物館重新裝修后的空間可謂“氣勢撼人”，但是好不容易排隊進去之后，迎來的是空間設計的“假、大、空”和展品的單調與乏味，顯得這種“巨大”毫無意義。現在，全國各地還有一種現代主義的“衙門建筑”，就是辦公樓前面的臺階非常高，不遜太和殿前的臺階，巍巍然如泰山十八盤天梯，直接把單位的門口開在二樓或三樓，如果是老年人或殘疾人，他們應該怎么走？筆者老家淄博就有這么一棟衙門建筑，以前是當地法院的辦公樓，后來法院搬遷，這座樓改作幼兒園，真不知道那座既高又陡的樓梯對于天真無邪的兒童們到底意味著什么。

有人說，現在人類已經進入了后工業社會，大家都主張綠色、可持續發展，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為什么還要強調“人的尺度”呢？其實，今天強調“人的尺度”，不是畢達哥拉斯那個概念，不是再把人當作“萬物的準繩”，而是在設計做到根據“人的需求”設計的同時，又要理解人對資源占有的合理限度。這種理解是美國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帕帕奈克對“人的尺度”這個概念的一個發展和貢獻。他發現，美國用完就扔的“面巾紙文化”和商業設計制造了大量的垃圾，使自然環境不堪重負。當時，許多設計師和學者，比如賴特、劉易斯·芒福德、舒馬赫等人，都對工業化時代個體單位的無限擴張表示反感，舒馬赫的經濟學名著題目就叫作《小的是美好的》。和他們一樣，帕帕奈克也主張必須對人的物欲進行限制，對大型的企業和商業運作對環境的污染進行控制。因為有了這種考慮，所以他把當時許多人對于“規模”（英語里面與“尺度”是一個詞，也是scale）的討論和“人的尺度”的問題結合在了一起。帕帕奈克所謂的“人的尺度”，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人的規模”，實際上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占有問題——“小的規模”，并且要用最少的占有創造最大的價值（這個觀念又來自富勒）。我所主張的“人的尺度”，就是這種量力而為的、適度的尺度，與環境、生態相關的尺度，而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人的尺度”。

所以，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尺度？不是“巨大的尺度”，也不是“縮小的尺度”，而是與中國人相關的“人的尺度”。一方面，應該有大學或研究機構扎實地研究西方設計師在“人的尺度”和“人體度量”方面的科學研究方法，并根據中國人的身體測量適合中國人和中國設計參考的數據;另一方面，建筑師和設計師也要像楊廷寶先生那樣，有一種測量和記錄的設計研究意識，不斷地搜集整理中國人在古往今來的日常生活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于尺度的認識和經驗，并將之運用在設計實踐中。中國當代設計的千篇一律，普遍意義上的丑陋和非人性化，不是蓋一兩棟漂亮的建筑就能解決的。城市規劃、公共建筑和平民住宅的設計都有問題，如果以后的建筑設計仍舊不研究、不遵循“人的尺度”，只是在建筑的國家標準的基礎上玩些形式主義的花樣，那么設計的意義和精神總歸無從談起。